股票配资哪那就要通其相应的两大经脉啊

第六章“分经随病制方”里一共就两个主方，一个是已经介绍过的通气防风汤，另一个就是更为后人熟悉的羌活胜湿汤。

为什么只给两个方子呢？

或许有人会发现，虽然本章标题为“分经”，实际上东垣只给出了两条经脉。通气防风汤主要针对“手太阴”，而羌活胜湿汤主要针对“足太阳”。

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前者可视为温病卫分证方，而后者可视为伤寒表证方。

之所以本章只给出对应两条经脉的两个方子，正是因为东垣想在一本主讲“内伤”的书里，仍然涉及一下“外感”。

我认为其背后是有两大心思在促使东垣这么做。一是避免读者翻找全书后，发现并无所谓的外感方，因此凡是碰到因外感而起的病人，仍旧转头用回那些在东垣眼里会重伤正气的方子，另一个原因则是：

东垣想借此章内容，来让读者能够看出来，所谓内伤与所谓外感的主要区别。

因为读者必然会发现这两个方子与典型的那些东垣方，似乎没啥大的差异，这恰恰是东垣首先想让你看到的。但其次他还要提醒你注意的是，之所以他将这两个方子列入外感，是因为其中扶正/补中的占比，要少于他的内伤方。

所以，在短短一篇内容里，东垣多次提醒读者注意，倘若是以内伤/中气不足为明显，则需要调整方子药味组成的占比，或索性更换方子，比如：

“如小便遗失者，肺气虚也，宜安卧养气，禁劳役，以黄芪、人参之类补之”；

“如大便后有白脓，或只便白脓者，因劳役气虚，伤大肠也。以黄芪人参汤补之；如里急频见者，血虚也，更加当归”；

“如便白脓，少有滑，频见污衣者，气脱，加附子皮，甚则加米壳。如气涩者，只以甘药补气，当安卧不语，以养其气”。

在正式进入羌活胜湿汤的介绍之前，还得补充一下关于通气防风汤的重点。

东垣引用王叔和的《脉经》里（也是《灵枢》之“经脉”篇的内容）的语句，作为他拟出通气防风汤，来解决手太阴经因“气郁”而发热的理论依据。

但他紧接着在此汤的加减法里，就超越了古人。

在《脉经》的原文里，“气盛有余”即侧重于阴火盛于手太阴经脉时，会出现“小便数而欠”的症状；而在“气虚”即侧重于卫气通行不足于手太阴经脉时，会出现“小便遗失无度”的症状。

对于热盛时小便倾向于量少而难下，气虚时小便倾向于量多而难禁，确实是更符合绝大多数人的理解的。

但正如本号反复强调的那样，两线问题必然同时存在，而表现明显突出的并不等同于实际问题权重占比最大。而李东垣恰恰就注意到了，并通过加减法来补充古人没有明确写明的内容。

在“通气防风汤”条文后面，东垣说倘若病人还出现了小便不禁，“小便遗失者”，按照古人的说法，属于“肺气虚也”，他先是给出了如下的建议：“宜安卧养气，禁劳役，以黄芪、人参之类补之”。

但他紧接着就补充道：“不愈，当责有热，加黄柏、生地黄”。

瞧瞧，什么叫做金字塔顶尖的水平~~~！

当小便频数不禁时，人们往往倾向于用与疏泄方向相反的手法或是堵截的手法，试图以此来解决问题。但二便的异常，无论是疏泄太过还是疏泄不足，皆是“卫稽”的产物。

倘若，主要是因“湿热阻气”而造成了卫稽，难道就不该使用主以降行的清热利湿法，来解决表现为降行方向疏泄太过的问题么？

黄柏生地的话题，本号专题写过一篇东垣的理解与运用，这里就不赘述了。

东垣补充了黄柏生地的加味法，其实就已经在古人的基础上，做弥补与超越了。

当然，通气防风汤的加味法，或加黄芪人参或加黄柏生地，正是东垣在前一章里写的加减法准则的体现，参《五大加减法，皆为两线法丨《解构脾胃论》17》。

接下来就要专门来讲讲羌活胜湿汤了。

“如肩背痛，不可回顾，此手太阳气郁而不行，以风药散之。

如脊痛项强，腰似折，项似拔，上冲头痛者，乃足太阳经之不行也，以羌活胜湿汤主之。”

这两句话都出自于《脉经》或《灵枢》之经脉篇，但也都不完全是原话。东垣在写《脾胃论》时引用古人，都是凭借着他超人的记忆力。

对于“手太阳”经脉通行不利而产生的问题，《灵枢》的原文是：“是动则病嗌痛颔肿，不可以顾，肩似拔，臑似折。是主液所生病者，耳聋目黄颊肿，颈颔肩臑肘臂外后廉痛”；

对于“足太阳”经脉通行不利而产生的问题，《灵枢》的原文是：“是动则病冲头痛，目似脱，项如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腘如结，踹如裂，是为踝厥。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疟狂癫疾，头囟项痛，目黄泪出鼽衄，项背腰尻腘踹脚皆痛，小指不用”。

关于“是动”二字，古今多有人不解。其实这里面的关键还是因为我们无法将自己置身于当时的文字语境中。在两千多年前，“动”就是变化/异动的意思，比如《道德经》里那句有名的“反者，道之动”。

而事物之所以会发展到它的反面，是因为“太过”或“不足”。

人体的生理之所以会发展为病理，亦是同理。

所以古人在讲“是动”时，主要是从经脉之气通行之太过（升之太过），与经脉之气通行之不足（升之不足），这两个角度来呈现经脉通行异常的。

但由于两线问题同时存在互为影响，因此，在介绍具体异常表现时，古人有时很难将其彻底切割开来。于是就有了十二经脉的“是动”内容里，有的分了气盛气虚，而有的则未分。

手足太阳经脉因“是动”而带来的诸多异常表现，古人就没有再细分成两线。

不过在涉及治疗时，古人仍是始终如一地提醒你要明辨虚实，“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

后来元末明初的大医家楼英就将《内经》里这一无处不在的治疗准则，简写为：“视盛虚热寒，陷下取之也”。

黄龙祥老师说他读遍古今针灸书籍，发现楼英是唯一一个扎实掌握《内经》治疗精髓的医家。

当然在我看来，黄老师所说的楼英不同于其它针灸医者的地方，其实就在于他能兼顾到“两线”。至于以针灸作品闻名的古今医者，是否真的只有楼英能做到，我并不清楚，但在古今整个医者队伍里，肯定不止于楼英，至少还有东垣丹溪等人。

如同手太阴经脉一样，东垣在援引古人相关语录时，他都是为了作理论铺垫而引出后面他自己的那半句话的：

“…风热乘其肺，使肺气郁甚也，当泻风热，以通气防风汤主之”；

“…此手太阳气郁而不行，以风药散之”；

“…乃足太阳经之不行也，以羌活胜湿汤主之”。

古人在讲到经脉问题时，总是不离于“厥+逆”，也就是因“经脉之气通利不利”→“诸型阴火”。

上面手太阴的问题，是因阴火阻碍消耗，导致手太阴经气不利，“肺气郁甚”。

而对于手足太阳，尽管古人没有分两线角度而是合并在一起讲的，但无论是偏于不足还是偏于受阻，总归都不离于经气不利。

所以，东垣分别解说的是，手太阳“气郁而不行”，足太阳“经之不行”。

既然经气通行不利，那就要通其相应的两大经脉啊。

东垣用的词儿正是：“通其经血”，意思是用药恢复其经脉之气血的通行。

我们可以发现东垣通篇都未曾提到过此证是否有受到过风寒外邪，尽管手足太阳经脉之气通行不利的大多情况下，尤其是在外感中，多是因为受到外寒引起，但我们既然要突破寒热，就不必不拘泥于此，而是将视角放在人体的气机问题上，凡是太阳经气流行不利的，就要想办法恢复通行，而无论是不是受到过寒邪。

那么如何才能令手足太阳经脉之气通行起来呢？

东垣给出的方案正是：羌活胜湿汤。

“羌活 独活已上各一钱 甘草炙 藁本 防风已上各五分 蔓荆子三分 川芎二分

上件㕮咀，都作一服，水二盏，煎至一盏，去柤，温服，食后”。

除了炙甘草以外，全是风药，而且几乎全都主入太阳经。川芎虽主入厥阴经，但其行血有力，符合东垣想要的“通经血”的意图。

此汤与通气防风汤的主要差异就在于结构上面。

通气防风汤属于东垣典型的“上下分消”结构，而羌活胜湿汤可以说是全从表走。

不过在羌活胜湿汤的加减法里，东垣也补充了需要“上下分消”的情况：

“如身重，腰沉沉然，乃经中有湿热也，更加黄柏一钱，附子半钱，苍术二钱”；

“如腿脚沉重无力者，加酒洗汉防己半钱，轻则附子，重则川乌头少许，以为引用而行经也”；

“如淋，加泽泻半钱”。

注意这里，东垣说用附子乌头是为了“行经”，而不是什么补X阳。或者说，所谓的“补X阳”是因后世不具备经脉的意识，也不明“阳气”的“天职”正是在于通行阳道经络。所以，没能明白古人所说的“补X阳”，实际上就是“通行某某经脉之气”的意思。

后来的朱丹溪表示，若是气虚较甚的情况下，人参黄芪也未必能行得起来，这是就要少加附子，以令人参黄芪的作用能充分发挥出来，其本质上与东垣用来“行经”是一个意思。

以上是下焦湿盛的情况下，在“上消”的基础上，再补充“下消”，以形成“上下分消”结构的加味法。

接下来还有针对肺气上逆的加味法：

“如肺胀，膨膨而喘咳，胸高气满，壅盛而上奔者，多加五味子，人参次之，麦门冬又次之，黄连少许”；

“如甚则交两手而瞀者，真气大虚也。若气短，加黄芪、五味子、人参。气盛，加五味子、人参、黄芩、荆芥穗；冬月，去荆芥穗，加草豆蔻仁”。

上面分别为：①五味子、人参、麦冬、黄连；②五味子、人参、黄芪；③五味子、人参、黄芩、荆芥穗/草豆蔻。

在三个加味法里，人参与五味子是必用的，可以用来降行上逆的肺气，尤其是在整体气虚的情况下。额外的，麦冬黄连更侧重于气逆；黄芪更侧重于气短；黄芩荆芥穗/草豆蔻更侧重于气郁气滞。

羌活胜湿汤的原方里主要是行太阳经的风药，但若是同时出现了其它经脉的“厥逆”表现，比如“卧而多惊，小便淋溲者”，则是因邪在“少阳厥阴”两经，那就要额外再加少阳厥阴经脉的行经药了，“亦用太阳经药，更加柴胡半钱”。

注意这里，“卧而多惊”说明睡不踏实，隶属于广义的“失眠”，也是经脉之气因“厥”而出现的“逆气”的一种，可参《到底为什么会失眠？！》、《梦，唯一藏不住的“争”象》。

倘若上焦经脉阴火充塞较为严重，“如嗌痛颔肿，脉洪大，面赤者”，东垣表示须“加黄芩、桔梗、甘草各五分”。

这就形成了本号所称的“上焦法”了，走表法+轻清上焦之火+通行上焦滞气=上焦法。

李东垣实际上是非常善用“上焦法”的，本号多次提及的《兰室秘藏》里那个“桔梗汤”，当归身、马勃、白僵蚕、黄芩、麻黄、桔梗、甘草、桂枝少许，就是个典型的“上焦法”。

但接下来有一段内容，他换了一个主方，未予以命名，尽管羌活仍是君药：

“如耳鸣目黄，颊颔肿，颈、肩、臑、肘、臂外后廉痛，面赤，脉洪大者，以羌活、防风、甘草、藁本，通其经血；加黄芩、黄连消其肿；以人参、黄芪益其元气，而泻其火邪。如脉紧者，寒也；或面白善嚏，或面色恶，皆寒也，亦加羌活等四味。当泻足太阳，不用连、芩，少加附子以通其脉；面色恶，多悲。恐者，更加桂、附”。

羌活胜湿汤的原方可以说是比较纯粹的解表方，在东垣之前这样的结构就已经很多了。但他写着写着似乎又想要回到他的老本行：

补中+升阳+泻阴火。

以人参黄芪甘草来补中，以羌活防风藁本来升阳，以黄芩黄连来泻阴火。

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东垣法。

也就是说，东垣到了本章的末尾处，又重新回到了《脾胃论》的主线。

他想表达想提醒的是，诸多看似外感的表现，诸多经脉之气不畅的问题，并不仅仅只是因为受到风寒外邪的凝滞抑遏，还有病人中气不足于里的原因存在。

所以，若是仅仅只用风药，未必能顺利使得经脉之气恢复通行，还很有可能因风药耗气而先一步损伤了中气。以致于经脉之气越来越不畅，因厥逆带来的症状越来越多。

这里再次出现了“少用附子以通其脉”。

另外，多悲多恐，皆是“升之不及”，所以东垣表示要更加“桂附”行经。

当然我们一路学到这里，一定会有人发现，对于解表药或风药，东垣既说它们有升阳行经的作用，又说有泻表的作用（比如这里说的是“泻足太阳”），所以在《内外伤》里他亦多次强调不能过用滥用表药。

那么，它们到底是补，还是泻呢？

从两线角度而言，都是。

所以在本章中，羌活等风药东垣既说成是“足太阳经之不行”时用来通行足太阳经脉的，又说成是“泻足太阳”的，泻足太阳的凝滞气滞气郁，气行则热行，气散则热散。

而它们之所以能令太阳经脉之气恢复通行，是因为将位于里位之元气调动到了阳位。当中气下陷而阳道不行时，需要从人体的阴位将元气调动出来令其得以顺利抵达于阳位。

东垣常以甘药为主，以辛药外接，最终在元气顺利达表的同时，也将阴火随之外解：

“阳病在阴，促阴引阳，宜以入肾肝下焦之药，引甘多辛少之药，使升发脾胃之气，又从而去其邪气于腠理皮毛也”。

由于气陷至极，风药是必用的，否则很难将元气调动到体表，于是也就有了本章里的那句话：

“此下焦风寒二经合病也。经云，肾肝之病同一治，为俱在下焦，非风药行经不可也”。

倘若不明白东垣之意，就会很难理解，为什么“下焦”/“肾肝”病了，不是主用降行，不是主用补肝补肾，反而要用所谓“拔肾根”的风药？

因为在李东垣的认知世界里，阳经经脉之气受困，才是真正的“拔肾根”！

【风寒→困遏体表经络→发生厥逆→诸型阴火→消耗元气消耗一身之“阴”】

所以，东垣在《内外伤》里写的是，“肝肾之气，已绝于内，以其肝主筋，肾主骨，故风邪感则筋骨疼痛，筋骨之绝，则肾肝之本亦绝矣…”；“若外伤风寒，是肾肝之气已绝于内”。

也就是说，为了让人体的物质不被异常消耗殆尽，就必须将其一部分调动到体表，以摧毁以上【】的因果链条。令经脉之气畅行，不再发生厥逆。使得该外达的外达，该降行的降行，就不会再出现异常的消耗。

当然在面对具体情况时，李东垣也是要不断地权衡轻重缓急，来决定是否使用、如何使用、使用多少…风药。

我总看到有人说现代医学用的激素是在调动肾气…

曾经我真当真了…

直到我了解到了激素的作用机制。

这哪里是什么附子黄芪风药啊~~~

激素就如同人工的“外寒”！

通过困遏经脉之气（快速收缩血管），来制造一场人造的“高血压”。我们知道很多高血压患者都是因为（外周）血管硬化造成的。

中医则是要解困被困遏的经脉，从而解决一身之阴火问题；反观现代医学却是通过加重经脉的困遏，来人造“一场阴火”…

这其中的境界高下，已无需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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